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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台中某公立高中「資優生」，因不堪多次遭受師長霸凌而輕生。   相關報導指出：被生被學務主任、教官當成罪犯栽贓偷錢、多次搜查書包、記過逼休學，甚至主任教官對其他同學說「該生就是社會的敗類、垃圾，你不要跟他在一起」。   除了霸凌事件本身之外，兩個相關影響特別引起我注意：  「事前」孩子雖曾向父親「求救」，但其一直被校方誤導而「勸孩子要承受」，最後終釀成憾事；「事後」學校其他師生遭受波及，被投以異樣眼光、無故謾罵，甚至貼文留言「全校師生都該去死」。   對於事件「當事人以外」之影響，也讓我想起電影 《午後彌撒》(Mass) 。   *****  故事大綱   「被害者」父母傑與蓋兒歷經六年輔導後，在諮商人員的建議下，決定與「加害者」(相對人)父母李察與琳達，在一個晴朗的午後，於教堂地下寬敞會議室，圍著「小圓桌」展開將近一個半小時「修復式」對話。   行禮如儀下的開場   一開始，彼此面面相覷地說著「專家指導」的話語，例如被害者父親傑首先表明：「被鼓勵要『表達自己』但避免『質問』，保持好奇而非『過於防衛』」。   此言一出，隨即被妻子蓋兒指正：「並非不要『過於防衛』，而是不要『懷恨』，因承諾過不是要來攻擊，但會說出感覺，且『不會為感覺道歉』，因為想修復。」   聽完被害人父母訴說此行目的後，相對人的父親李察也禮貌地感謝對方，並表示自己願意聆聽。   妻子琳達更進一步提到：「謝謝傑與蓋兒『意義非凡』的來信——即使當中有些重話也很感激。」   隨意善意引發憤慨   就在李察持續報以平和之神情、各種讚賞話語(例如對其各種努力看在眼裡)，傑終於……按捺不住內心憤慨，表示不想聽李察這類描述。   話鋒一轉提到「問題不是非黑即白」，那是一種「謬論」，不單是槍枝等政策面的問題，還須關注「心理健康」，並開始「質問」對方是否曾努力排除危險、找出問題癥結……等。   聽聞傑的憤怒，李察依然以「理性」態度回應，並表示「懷疑與責怪無法讓我們改變」且想檢視一切，因自己會「自責」卻改變不了。   對於李察的「自責」一詞，瞬間觸怒了原本靜坐聆聽的蓋兒，並要李察說清楚意指為何，因從其「理性」態度感受不到「誠意」。   衝突後的未知敘事   原本率先「質問」的傑，像是意識到氣氛有點僵，因而改口說「比起質問，了解大家記得甚麼更好」，蓋兒也善意回應想了解相對人小時候的事情；李察和琳達自覺從口供、媒體都有不

之前看到兩則有關年輕人意識到自我需求的報導，讓自己印象深刻。 一則是《少年報導者》評論員劉豫瑄的文章，她是一位國中三年級學生，國二時就對台灣教育制度有所想法，未來立志要當一個「不一樣」的老師，並表示： 「只有自己是自己『最好的』老師，不論用什麼方法都要把自己教會……必須學習的事──問問自己到底『需要的』是什麼？」 另一個是不少美國Z世代(1990年代中期~2010年代前期出生)，轉身使用像是NOKIA古早傻瓜機——那些他們一出生就「沒看過的傳統」手機，因厭倦一直盯著螢幕而被手機綁架，決定給自己「更多空間」去感受想法、體會情緒。 嘗試與覺察自我需求 部分年輕人不服膺主流，開始意識到自我需求、感受，也讓我想起前陣子母親學習操作智慧型手機的經驗。 ***** 母親一直以來只用按鍵式的手機，儘管早已接觸不良(只有她知道用「特定力道」按才會動)，但仍然堅持不想換新機；直到之前大姊換手機，將汰換下來的手機給母親，我建議先保留其習慣的舊機接聽電話，智慧型手機則作為做家事時「隨身攜帶」音樂撥放器或是上網聽收音機，若日後真想改用智慧型手機時再換。 原本母親有些猶豫，並謙稱自己是老人怕學不會，但「進一步探詢」後，才知道其實是擔心弄壞和額外花錢，我向其表示：儘量滑不用怕弄壞且用wifi上網(固定付費)，她這才安心地學。儘管我將手機介面設得很簡單(只保留會用到的收音機和音樂撥放圖示)，並且「手把手逐步示範」操作，幾次下來母親仍「記不住畫面順序」，需要請我幫忙「找回原來畫面」。 後來，我突然想起以前程式寫完後，最初給使用者測試時，不會告知我們設計「所謂正確步驟」，而是讓他們「隨意操作」，如此才能測出我們「沒想到的例外與疏漏」。 於是，改「放手」讓母親自己操作，這才發現關鍵在於手機操作選項的「習慣」，母親過去「按鍵力道」(長短)的方式，不適用於智慧型手機「輕輕觸碰」；當告知她此差別後，其似乎鬆了一口氣，無關乎……記憶或能力好壞，並開心地主動拿機子練習，還多問了幾個我沒提到的功能，幾次後便上手了。 不過，很有意思的是，儘管母親慢慢熟悉操作，但僅「有需要時」(如做特定家事或偶而想聽時)才播放，似乎不受「老人得跟上時代」之「洗腦訊息干擾」，每天仍規律地做「自己最愛的活動」——「安靜地」欣賞她陽台上的花、念玫瑰經。 ***** 當下接納第一手訊息 回到前述《少年報導者》年輕評論員所提的